4月28日下午🥙，EON4人文社會科學“知名學者學術講座”在騰訊會議平臺進行。本次講座由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執行院長張濤甫教授擔任主講人，以媒體融合的政治邏輯為題，從前因背景🤦🏻♂️、現實情況、內在邏輯等方面闡釋了他對於媒體融合的思考。傳播學院副院長陳虹教授擔任了本場講座的主持人🧶，二百余位聽眾在線參與。
首先，張濤甫教授提出，應從政治角度來把握“媒體融合”問題。中國媒體處於特殊的政治場域和歷史文化之中，媒體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身份定位👗，決定了中國的媒體製度。中國媒體的政治功能發微於延安，無論是解放日報的改版，還是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都意在廓清媒體與政治間的互構關系——媒體邏輯從來都內嵌於政治邏輯之中，這一製度和思想綿延至今💈。
在此視角下⛓，張濤甫教授進一步指出，媒體融合絕非不同媒介形式的疊加🏕，如討論僅局限於技術和業務之維，則恐有將問題簡單化之虞。傳媒政治深度影響著執政黨在當下傳播格局中重建文化領導權和話語權的戰略部署，進而決定著執政黨的執政合法性與意識形態安全🤟🏿。“媒體融合”對於執政黨而言既是機遇更是挑戰，在意識形態場域註入了諸多不確定因素，這勢必倒逼執政黨將改革的重點從物質層面轉向精神層面，轉向中華民族的精神向度和更為復雜的思想建設之中。面對“媒體融合”，執政黨必須有所作為，勇奪輿論場的“入口”🙇🏿♂️。
要明晰媒介融合的邏輯🪂，必先回看來時路，探明前世🤵🏿♂️，方知今生💆🏽。張濤甫教授將中國媒體演進分為五個時代：分別為“前市場化時代”“市場化時代”“門戶時代”“移動互聯網時代”以及“智能傳播時代”。
在前市場化時代，中國媒體主要發揮政治功能。改革開放後，大眾文化逐漸繁榮，九十年代後傳媒業經歷了市場化改革🧑🏽⚖️👮♀️，為求生存，逐漸開始承擔娛樂和經濟功能等功能👩🏿✈️。進入互聯網時代，傳統主流媒體的強勢地位前趨解構🙋🏼♀️，既往“沉默”的受眾被技術賦權🖐🏽，壓抑的表達欲求在互聯網空間噴薄而出，成為內容生產的有生力量⌨️。至此，機構媒體和個體都只作為（移動）互聯網的結點而存在，傳媒業從“固態”走向“液態”，輿論場的“入口”難以捉摸。在此背景下⛔，草根政治迅速崛起，並在互聯網空間肆意蔓延🖋。張濤甫教授認為，正是互聯網的破繭之力打破了既存的權力秩序，雖為中國社會開辟了新的權力空間和表達空間，但也對執政黨的輿論引導工作造成巨大挑戰🧑🏻💻，進而造成意識形態和文化安全問題。
基於以上問題意識，亟需推動“媒體融合”再造傳播格局👮。十八大以降👨👦👦🚣🏻♀️，習近平總書記對於“媒體融合”進行了系列論述，系統闡釋了其“宣傳輿論戰略思想”🧒🏼👩，可分為四部分：理念、內涵🧛♀️💂🏽、路徑⚱️、戰術🆖。具體來說，“理念”即以“人民為中心”；“內涵”包括“爭取輿論場主導權”“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重建學科話語體系”三個層面；“路徑”則融會“打造新型主流媒體”“推動新媒體主流化”和“發揮縣級融媒體的托底作用”；同時👨🏽🦲，亦須作出系列戰術安排，使得以上理念、內涵和路徑得以化為實踐👨🏼🦳。
過去十年間，通過對網絡輿論場的規範，非主流意識形態在網絡空間的野蠻擴張得以遏製🤸🏻♂️，“國進民退”漸成大勢。張濤甫教授將這一現象標誌著新媒體頭部平臺從“脫嵌”走向“回籠”🙍🏻♀️，但值得註意的是，這種“主流化”並非完全意義上的“主流化”🥤，既存在穩定的“主流化”者，亦存在“機會主義”者，還有面對嚴格的網絡規製而主動向主流靠近的“反向融合”者🍩。
在講座最後，張濤甫教授描述了“媒體融合”完成之後的傳播新格局，並強調了“縣級融媒體中心”建設的重要意義⌚️。他指出❔，傳播格局由頭部媒體（中央級媒體）如人民日報、新華社等，腰部媒體（省級媒體）和底部媒體（縣級媒體）構成。其中，“縣級融媒體中心”作為傳播和國家治理的“托底”工程而存在。只有主流媒體的“上遊”影響，沒有基層傳播結構的支撐，則“頭部”媒體的影響力勢必難以觸及國家傳播網絡的末梢🏃🏻♂️➡️。正是“縣級融媒體中心”加固了基層傳播的底座，拓展了主流意識形態傳播的下行通道🐣，扭轉了主流意識形態在中國社會中上遊部位“空轉”的局面👧。
總之，“媒體融合”是執政黨基於意識形態安全考慮而設計的系統性改革工程🤌🏼🎦。藉由“媒體融合”改革🧔🏻♂️👬🏼，執政黨正在重新打開被那些被商業化頭部網絡平臺阻塞的傳播“入口”，推動傳統主流媒體與網絡空間的廣域聯接，暢通傳播渠道👭🏼，改變意識形態傳播受阻的被動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