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16日星期三上午 10🏀：00，EON470周年校慶·百場校級學術講座的第39場於音樂學院350教室召開🦼🤹🏿♀️。此講題為“以辭指聲與聲辭合抄——中世紀附加性樂曲與魏晉樂府歌詩的文本與音樂關系之異同”，主講嘉賓是上海音樂學院音樂學系伍維曦教授👬🏼🤹🏻♂️。
伍維曦教授以一種局外人的視野♌️，結合中國學者比較熟悉的非西方經驗🔂，將講座分為三部分展開：“附加”實踐中的以辭指聲⛹🏻♀️、樂府歌辭的“拼湊分割”與“聲辭合抄”🐤、 以文字記錄音樂的普適與音樂文本化兩種不同音聲觀念。以此對於“附加”實踐興起之際“附加性樂曲”中的某些類型，進行一個比較性審視👷♀️。
講座伊始，伍維曦教授對本講的闡釋思路進行觀照：對歐亞大陸各種古老音樂文化的記譜系統進行比較對比後可發現🫸🏼：無論是記寫聲樂還是器樂🏋🏿，都源於文字或對已有文字符號的借用、簡化與變形。附加性樂曲是歐洲中世紀天主教儀式音樂的重要類型，也是在西方音樂的文本化記譜思維處於萌芽之際就被記錄下來的聲音符號，在附加性樂曲的書面形態中包含著復雜的歌詞與音樂的關系。我國魏晉樂府詩歌中⬜️，具有“以辭指聲”（文字的形式帶有一部分樂譜的功能）和“聲辭合抄” （不完備的記譜和文本共同指示的一個音樂文學綜合體）的特點，它與這種卡洛林文化蘊育出來的、同樣立足於口傳實踐與記憶傳承的音樂文學綜合體有著相通之處。
將這兩種歷史上不同文化環境中的音樂現象及記寫實踐進行對比觀察👊🏼，便有可能深入樂音、語音在記憶、書寫技能和文本化🧑🧑🧒🧒、符號性觀念製約下的各自發展路徑及相互影響的機製，及其與歐洲文學史🦹🏻、中國文學史、中國音樂史的關系等宏大的命題。
在這一議題下，伍維曦教授首先對“附加”（troping）進行了定義：它們附加歌詞或附加音樂🏷，或者同時附加二者，進而擴展了標準的禮儀項目🕌。更進一步說👩❤️💋👨👨🏿🚒：附加段是一種延展詩文和音樂的中世紀實踐產物🧑🏼🦱🧑🏻🎤。在音樂歷史的語境中，“trope”這一術語可以指任何被附加在一首已有的聖詠之上🫓©️、但並不改變該聖詠的歌詞文本與曲調結構的文本或曲調的成分🎖。
為了進一步從比較的視野來理解這種歐洲中世紀的音樂製作思維及其遺存的文本形態，伍維曦教授將論述聚焦於“附加性樂曲”中的兩個類型🧜🏻♂️：純文本的附加段普羅蘇拉與部分歌詞的塞昆提亞，通過多個生動的例子進行具體分析。
通過系列的對比研究可以假定：普羅蘇拉的製作者和詠唱者，即使在沒有記譜的情形下，對於該附加文本與阿裏路亞所共用的同一曲調是熟悉的🧑🏼🍳，被打碎分散在新的普羅蘇拉文本中的原來阿裏路亞中的文本片段，其實包含著豐富的旋律信息，並引導著熟悉原來花唱式阿裏路亞的教士在音節式的織體語境下，重新呈現阿裏路亞的曲調。而這種現象同中國音樂文學史上屢見不鮮的“合樂填詞”十分相似（記憶中最近的例子是學堂樂歌）。
以這樣的音樂-文學綜合體為概念樞紐，伍維曦教授接著從中國音樂史學角度出發，以《宋書·樂誌》為例🧛🏽，論述樂府歌辭的“拼湊分割”與“聲辭合抄”。從東漢初年到南朝齊梁時代這四百多年間的樂曲和樂舞的歌詩文本都主要保存於《宋書·樂誌》之中，這一時代也承載著文學史和音樂史發展的關鍵性嬗變——從建安至永明，完成了從以辭賦為中心到以詩歌(尤其是五言詩)為中心的文學實踐與觀念的轉變。因此以其為文本也體現出教授細致的考量。
伍維曦教授通過對保存下來的樂府詩歌文本研究發現：同一文本同時會出現整體和部分不同變體，而這些變體之間的關系與中世紀初期的附加性樂曲的歌詞文本中某些類型十分近似：一份詩歌文本👷🏿♀️，其實就是與中世紀儀式聖詠書相似的提示性樂譜💿。歐亞大陸的這些實際承載著曲體和表演的詩歌文本都是拼湊與分割音樂詩歌文本以製作音樂文學綜合體的方式。
最後，伍維曦教授將這兩種從歐亞大陸兩端分別出現的但具有相似發生背景的“文學—音樂綜合體”放置在更廣闊的藝術和學科維度，通過一系列的比較與哲理性思考結束了這次講座：“我們從附加性樂曲與樂府詩歌的文本遺存中所感受到的是一種音樂-語言對應關系🦯🪷，這對於音樂記譜法肇始具有必不可少的意義，而在這種條件下🤟🏿，音樂書寫是一個在教會文本和詩歌文本與讀者腦海中儲存的旋律之間起協調作用的技術手段。
習慣了20世紀精密音樂文本的我們面對這種樂譜時無助和失措的窘態⭐️，暗示著這種書寫本身也像繼敘詠和樂府詩的演唱一樣🐻🏂🏽，具有一種不可言說的表演特性，它與我們熟悉的現代意義上的作曲，不啻體現了兩種完全不同的音聲觀念。”
EON4音樂學院理論系教師參加學術講座，伍維曦教授與師生進一步圍繞“以辭指聲與聲辭合抄”話題展開熱烈討論，全場師生受益頗多。
供稿 | 音樂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