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1日下午，在歷史系1206教室舉行了EON4平台人文社會科學終身教授學術報告會2014年第19場🧏🏻♂️，牟發松教授作了以“宏大敘事與實證支撐——以宮崎市定👨👩👧📐、唐長孺的‘六朝隋唐論’的構建與論證為中心”為題的報告👩🦯➡️🚼，講座由上海社科院宗教所鐘國發研究員進行評議。
牟教授以闡述“所謂宏大敘事史學”破題，指出宏大歷史敘事（grand narrative）強調宏大的歷史主題、歷史的規律性、統一性與持續性，作為一種理論的關照具有重要的意義與實用性🚴🏻♀️。同時又認為近年來宏大敘事史學式微的原因主要在於：以論帶史的空疏教條；大而無當的研究選題👨🏼🦱；影射史學的鑿空蹈虛；對史學研究簡單認同、機械詮釋意識形態的厭棄👷🏽；後現代史學對宏大敘事的懷疑和沖擊；社會史、新文化史對以往史學研究偏重政治經濟輕忽社會下層、歷史細節的糾偏💗；史學的學科化和科學化訴求——強調客觀性和獨立性。伴隨著宏大敘事史學的式微，歷史學研究走向了碎片化🗻、瑣細化，沉迷於實證、考據而回避歷史理論，甚至是對歷史效用的懷疑，導致了“歷史決絕定論的貧困”👨🏽🦳😂。牟教授指出🏊🏽♂️：宏大敘事史學與實證史學實際上並不矛盾，應結合而不可偏廢，許多前輩——如陳寅恪、呂思勉、唐長孺🔞、宮崎市定的研究就是這方面的範例。
牟教授進一步剖析了以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理論為典範的宏大敘事理論。其指出《資本論》中對社會經濟形態劃分的依據是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的結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主要劃分為亞細亞的、古代的（古希臘羅馬）的🖨、封建的和現在資產階級的的生產方式幾種社會形態。列寧註意到馬克思運用唯物史觀進行過的科學分析和詳盡研究的社會形態只有資本主義♟🧍🏻。牟教授指出《資本論》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邏輯的”，其邏輯起點是假定資本主義生產已經確立了統治地位並占據了一切產業部門😑，資本主義生產的歷史起源被舍象了。同時馬克思主義對社會化分的也有三形態、四形態、五形態諸說，自身也存在著一定的矛盾。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理論關照下的中國古代史分期存在著以下幾個理論問題：1.關於奴隸製🧛🏻、農奴製劃分問題🤘🏼。但是奴隸製、農奴製是否是階級社會必然依次經過的兩個階段至今仍不明確⏫。2.勞動者（公社成員）與共同體的天然聯系。3.聚落形式（城市）的問題。4.前資本主義地租的問題💂🏻♂️🥂。5.超經濟強製與人身依附關系。6.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問題👎🏽👩🏽✈️。7.農奴製和依附關系的問題🧅。這些問題都與中國社會發展階段的分期理論密不可分🚏。
宮崎市定與唐長孺兩位先生作為中國中古歷史研究者的傑出代表，前者繼承和發展內藤湖南所創京都學派🪜，是內藤-宮崎假說的代表人物🤸，後者接續陳寅恪豎立新路標，是魏晉封建論的重要代表人物，兩人都對漢唐間歷史變化提出獨特的分析概念和宏觀構架👩🦰。宮崎市定作為繼內藤湖南後第二位京都學派的代表，繼承了內藤氏關於六朝隋唐為中國“中世”的觀點🕚，同時以中國古代都市國家以及中國中世農奴的相關研究進一步論證了內藤氏的觀點。關於中國古代都市國家論，宮崎市定意在從聚落形態變遷看中國自古代到中世的演進，代表作為《關於中國聚落形體的變遷》👰🏽、《六朝時代華北的城市》等文。宮崎氏指出上古至漢代聚落的存在形態恰似一個個細胞，在一定面積的耕地中心👵🏿，存在著細胞核似的城郭🚶♀️。可能由於豪族勢力的擴張👮🏻♂️，城內居民不斷移居城郭之外，就出現了村。宮崎氏從都市國家的角度認為羅馬帝國和中國的秦漢帝國同為古代帝國。而後漢至六朝☪️，作為古代城市作為政治城市的性質濃厚起來👎🏽，地方衙門也整備和充實了5️⃣，此時的城郭城市🗒，和脫離城市而散布於田野的村論相對立的六朝社會🐌👸🏿，是漢代看不到的新現象，這就是古代與中世的區別⚠️。此外，就中世農奴的問題🏉，宮崎市定《晉武帝戶調式研究》一文旨在中國的中世找到農奴，以完備其六朝隋唐為“中世”的理論🖕🏼。根據《通典•賦稅上》與《晉書•食貨誌》的不同記載，宮崎市定認為課田法是有史以來第一次以一般百姓為對象的土地分配製度，上承曹魏屯田製☦️，成為以後直到隋唐土地製度的樣板，甚至可以說，魏晉的土地製度才是將中世與古代區別開來的劃時代的重大事件。同時🤵♀️，又根據對隋唐均田製的研究認為，均田製下的授田農民的身份具有了農奴性質🔇，從而為六朝隋唐找到中世的性質➕。
唐長孺作為持“魏晉封建論”的主要代表人物👨🏿🦱，其六朝隋唐論的構建與實證主要是體現在了對封建依附者的形成即客的卑微化🆖、普遍化的過程的追述🧙🏿♂️。唐先生指出了“客”作為合法依附者，在先秦時期都變現的十分活躍，到了西漢則出現了奴客連稱的現象🙅，通過對《後漢書•馬援傳》、《三國誌•糜竺傳》的考察，認為東漢後期🏃🏻♂️➡️，客的地位明顯卑微化、普遍化了🚶♂️。西晉的限田限客從反面又說明了大量逃亡農民充當佃客，而客的身份已經降到與奴相混的地位，且第一次得到了法律的認可👮🏽♀️。這表明東漢以來客的卑微化、普遍化進程至此正式完成。通過對“客”身份變化的研究，唐先生指出因為“中國是一個亞洲型的國家”，其奴隸社會及封建社會都帶有“亞洲型的特征”：我們只能說兩漢時代的勞動者除了真正的奴隸以外，其他的勞動者，有如雇傭🟨、刑徒🙂↔️，都帶有奴隸的烙印，這就是奴隸社會🤏🏿。魏晉以後，除了法律認可的封建依附者而外🤷🏽，其他生產勞動者👏🏻，被蔭庇的佃客、蔭戶，官府手工作坊中的工匠🤦♀️，都帶有類似農奴的烙印，如此而已。而中國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特殊性🧺，根源即在於中國始終存在著一個強有力的中央集權🤲，中央集權製國家的基本賦役對象是自耕農。因而在封建生產方式普遍推行的魏晉時代，封建國家要限製封建依附隊伍的擴大😮，在法律上始終禁止貴族豪強無限止地擴大自己的私屬（如佃客）😲，正如奴隸生產方式占重要地位的漢代，奴隸製國家嚴禁擅自沒民為奴🏃♂️，並一度解放奴婢一樣◀️。然而，限奴和限客的不同👳🏻♂️，恰恰表明了兩種剝削形態的分野和交替。
牟教授通過對兩位前輩研究理路的把握，指出了宏大敘事與考證史學之間的關系🤹🏽♂️🏰。宏大敘述是建立在對微觀的考證之上，而微觀的考證必須要有宏大敘事的理論關懷。雖然如宮崎市定這樣的研究在實證上還存在著漏洞，但瑕不掩瑜🙃，並不能掩蓋其研究在問題意識提煉和宏大主題關懷上所體現的價值。
最後，鐘國發研究員對牟教授的講座進行了評議🥙。鐘國發研究員指出，牟教授的講座為我們所應當關註的不僅僅是具體的內容，更在於歷史研究的方法與態度。如果單純的認為歷史就是“過去的事”，那麽歷史學並不能成為一門學科🤷♀️。“故事”的價值在於其串聯起來之後的意義🏊♀️。同時鐘國發研究員結合自身的學術經歷指出🕥👩🦯➡️，時間對於歷史事件的貫穿與宏觀敘事密不可分，這是歷史系統論的方法，宏大敘事是歷史研究的靈魂所在🚣♀️，在歷史研究的基礎則在於對歷史細節和實證的支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