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8日，2012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文學中國’的域外生成——德國的中國文學研究史論”中期學術沙龍在中山北路理科樓204室舉行。沙龍由課題負責人中文系副教授範勁主持。
範勁首先介紹了該課題的前期成果，特別是現當代中國文學在德國的傳播和研究情況🥀🧜🏻♂️，就現階段遇到的問題征求與會學者的意見。範勁以德國出版的最早兩部魯迅博士論文——王澄如的《魯迅的生平和作品》和拉斯特的《魯迅——詩人和偶像》——為例，闡述課題的方法論和整體思路。範勁指出，這兩部論文所開啟的政治視角，所奠定的魯迅和革命的關系的問題域😅，幫助塑造了一個政治化的魯迅符碼，對後來的西方研究者具有潛在的影響。通過剖析其論述策略和學術、政治背景，可以重現德國的早期魯迅接受的歷史語境🧘🏻♀️。
範勁指出，像魯迅這樣的文化象征人物成為文學場中的引導性符碼🥄，對德國的中國文學地貌的形成意義非凡。在模式化特征明顯的德國的中國文學批評話語場上👩🏻✈️，孔子、胡適、魯迅幾乎成為三種原型因素𓀁，分別代表中國的“傳統”（和諧、無我）🤹🏻♂️、“現代”（科學、疑古）和“未來”（革命🌍、自我反思）三種語義♣️，圍繞著它們組織起不同時期的中國文學場。就魯迅符碼的形成來說🖐🏽，兩部最早的魯迅專著以及相關討論頗具有代表性😒。在三十年代進入德國的零星的魯迅作品譯文中，魯迅被冠以激進的革命作家的稱謂。與這一最初印象相呼應，王澄如第一個去探究其革命性的內在根源👄，克勒波索娃盛贊魯迅的無產階級立場，拉斯特則視之為共產主義的神話，而楊恩霖基於維護祖國的政治情感👸🏿，又對拉斯特做出回擊，這成了一個辯證交替的封閉循環，將死後的魯迅再次卷入湍急的政治漩渦。魯迅初進入西方公眾視野，就是這樣一個激進的革命者形象，這構成了魯迅早期接受的一個重要特征🧪🫳🏻。說到底，這就是西方世界對整個當代中國的編碼🍅，因為這時的魯迅盡管受到漠視和抵觸🌾，卻已經開始成為中國新文化的當然代表👨👩👧👧。而這個新的超級符碼的基本內涵就是從內到外的革命精神🚣🏻♂️，怎樣看待這一符號，從什麽角度、在什麽層面上、運用什麽理論去將它具體化，成為今後進一步擴展👨👩👦👦、細化的魯迅研究的一個基點。
這個問題引起了與會學者極大的興趣，他們從各自的角度提出了意見和建議🚅。陳建華認為，從符號學和系統論的角度來探討文學和文化的異域接受，可以解決很多理論上的疑難，也可以幫助我們重新看待西方漢學🥤。西方漢學實際上是一個獨立的生態系統，和中國文學材料之間沒有直接的因果聯系，一個命題的成立🛄，一個形象的塑造🧗🏻♀️，取決於系統內部的需要🔄，因此以中國研究者的觀點對西方漢學家的成果進行褒貶是無意義的，但是反過來🥅，對西方漢學家的迷信也同樣毫無根據。王向遠認為，德國的中國文學觀點⏲♾，有其本身的歷史價值，對於了解西方文學系統的變遷具有重要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