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4日晚，臺灣東吳大學劉龍心教授在歷史系樓1410作了題為“民族國家與現代史學的空間架構”的講座。
講座伊始，劉龍心老師從地理書寫與近代知識結構轉型角度切入🙋🏽♂️，認為近代知識結構分化與歷史學科界域的形成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問題🤏🏽👃🏼。現代歷史學的特性在於從時間入手，強調在特定空間範圍內解釋社會人群發展各個面向🤏🏽🔑。而專史則意在打破時間、空間範圍討論人群的個性🔖🚪，這也是從1930年後特意形成的。因此劉老師想就地理學如何淡出傳統史部的過程以及如何處理國家和地方的關系以形構近代國家概念兩個方面進行探討。
劉老師指出，地方和空間是一對互相定義的概念📨。空間是客觀的、流動的、可定義的概念，而地方則是暫停的★，主觀地給空間下的定義🛀🏽。以黃紹箕《鄉土誌例目》為例🧝🏿，說明在傳統地理學中🐞💙，沒有客觀存在的空間🤹↩️，只有人為定義的地方。體現在傳統地圖繪製時，往往以人為坐標構建空間體系👸🏻。如《漢書·地理誌》中人土風俗受不同地理環境影響，自然地理與人文地理都不是自外於人的客觀知識，體現王朝地理的社會空間構成本質上是儒家倫理道德權力秩序論述。近代的王庸便認為傳統地理學沒有可取之處💇♀️。因此近代學科分科時就“歷史學”和“地理學”的地位往往有所歧異，民國學人往往以戴震與章學誠的觀點互相辯證，然而在劉老師看來章🤑、戴二人所議論的“史”、“地”非現代學科建製分科後的“歷史學”和“地理學”🚚。章實齋意在確立學科認同，而民國學人挾章氏以自重。
劉老師繼而探討近代地理知識“客體化”過程🤸🏽♀️。所謂客體化📔，便是將人從自然世界中抽離出來研究對象。通過比較1912年臧勵和《新疆中國地理》和1918年林傳甲《大中華分省地理誌》對地方邊界與沿革的書寫🙎🏻♂️，可以看出地理學由主體性視角到客體化視角的轉變。而在晚清學堂改革中♟🛍，地文學知識受到很大重視🌙。如在《奏定學堂章程》中，明確提出設立地文課程✍🏼。
1884年美國舉行國際本初子午線大會，確立格林尼治子午線為經度起點🤦🏽，中國並未參會，仍采用北京子午線為中軸線。林傳甲認為采用國際經緯度會喪失國格，折中采用兩種子午線並存。而中國地質層和世界各地則有共通的遠古。劉老師認為在關註“小異”的同時不能忽視“大同”的存在。而地理學從傳統史部逸出轉移至現代學科體製下🧖🏽♂️📶，其知識內涵發生了變化。體現在文本書寫時出現了比附文獻🏷，全面改寫的現象👍🏻。以專題分類來書寫，地理知識客體化🙋♂️、知識化和實用性。與傳統以人為本，宣揚皇權統治的內涵不一樣🎨，近代方誌關註人類生產和經濟變化👷♀️。傳統內涵被肢解進入新的學科設置裏，改名換姓後被重新整編到國民國家的建構之中，凸顯國民地位。因此評價林傳甲書即可當地理書讀🤫，也可當倫理書讀👨🏻🦯➡️，是服務於政權的空間架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