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9日下午，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副所長冨谷至教授在閔行校區人文樓5303學術報告廳做了一場思勉人文講座。講座的主題為“中國古代的書寫材料和法典（The Law and Writing Materials in Ancient China）”，是思勉人文講座第368場，由歷史學系牟發松教授主持🤞🏼🪗。
以往的研究中，我們多關註書寫材料上的內容，而冨谷至老師另辟蹊徑，對書寫材料本身進行研究，並延伸至探討竹簡與律的關系。講座內容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冨谷至教授介紹了中國古代書寫材料歷史的概觀。甲骨👊🏼、青銅器以及石頭，這些都是書寫特定內容的材料，作為人間與神交流的媒介。可以作為供人與人之間互相交流信息的材料，則是秦始皇統一度量衡的詔書。據《後漢書》記載，蔡倫造紙是在公元105年的後漢時代，目前發現出土最早的紙也是出土於西漢時代的遺跡💷，但是即使如此，這些紙也並不是用於書寫，而是作為包裝紙使用。紙作為書寫材料登場，現階段還不能確定是從蔡倫造紙開始。那麽🏕，在紙之前使用的竹簡🕹、木簡的重要性就突顯出來了💇🏿。簡牘的一般長度為一尺長；到了西漢文帝▫️，皇帝的詔書都寫在一尺一長的簡上🫳；到武帝時，儒家經典所用的是二尺四寸的簡。這種以簡的長度來從視覺角度呈現書寫內容的權威性，冨谷至教授稱之為“視覺簡牘”🧑🍳👩🍳。皇帝的詔書屬於文件類的簡牘。詔就是皇帝頒布的命令，在多數情況下，是以皇帝確認臣子上奏文這一形式所出現的。這種格式保留了上奏文原貌，再附上一支表示皇帝認可的書有“製曰可”的簡，詔書就完成了👨🏽🚀。通過對詔書的形狀🥞、功能梳理，冨谷至教授認為作為文件類的竹簡🤴🏽，它的影響相當大🦻🏽，我們不能無視竹簡作為當時行政文書的書寫材料所產生的影響。
第二部分🧥🪯，冨谷至教授敘述了中國法典的歷史🖊。中國古代成文法的誕生，相傳是春秋時期出現的刑鼎，即把法律鑄在鼎上🗞。但冨谷至教授指出👲🏽🧑🏼🦲，如果刑鼎是類似青銅器銘文那樣，將法律條文鑄在鼎的內表面，那麽這些條文就不是針對民眾的，而是類似於在神面前對神的宣誓🤦🏽，可以將這些條文的性質看成是一種誓約。目前可以確認為成文法的🤳🏼，是在秦統一前夕的墓葬中出土的竹簡，稱之為“律”、“令”。秦漢的“令”，就是皇帝的詔，包含著“製曰可”的詔書形式，是一種可以作為文法的令📏，呈現為一種“令”的法形式。但秦令和漢令還不是法典，只是未成熟的法規集🐪🏄🏿。除了令之外，還有一種法令叫“律”。律具備一種與令不同的法律形式，它沒有作為皇帝命令的詔書這一文書形態。律，是在作為皇帝詔書的令製定後🧍🏻♀️，將其加以整理並立法化而成的。所謂整理，就是將令中有著恒定性的法規，作為“應當遵守的恒久性標準”，將其歸入“盜律”、“賊律”等具體篇名之下🧏♂️🫳🏼。在這個階段👨🚒，律就變成了作為法規的形態✧。
第三部分🚣🏻♀️，冨谷至教授闡釋了書寫材料與法典的關系。從令到律的編纂中💙，法律形式也從“（臣下）上奏+製曰可”所形成的詔這一公文書的形式，演變為只有具體規定的一般性法律條文。事實上，在這一過程中💕，削減掉了原本賦予令的一些重要功能。作為皇帝的命令🎴，所給予令的效力、所持有的法的權威💐➡️，賦予了令必尊勿違的強製力。令的法形式是皇帝的詔書🏋️♂️，“製曰可”的抬頭書寫、比一般簡都要長的一尺一寸的形態👷🏻♂️，展示了命令視覺性的威嚴🚗，確保規範能夠得以維持。而由令修訂、編纂成的律，從形式上，其中的王言（詔書）已經消失不見📌，只記有法律條文而已🛜。律從皇帝的命令升華成為了國家的規範🈶，“律”的語義不是“皇帝的命令”，而是“應當遵守的恒久標準”，正反應出了律的本質，也賦予了其恒定性和普遍性。這種情況下🙇♂️，律的權威取代了皇帝的權威，必尊勿違的強製性也消失了👩🏼🦰，皇帝的身影也就在律中消失了。冨谷至教授還認為，書寫材料的變化是新的律典與令典誕生的原因之一☞。秦漢時代的一般書寫材料是簡牘，秦漢的律和令與書寫材料之間有著緊密的關系。從後漢二世紀開始，書寫材料逐漸由竹簡轉向紙張。這時候竹簡和木簡還沒有完全消失，從三世紀中葉到四世紀，進入了一個紙與竹、木並存的時代🧳，但冊書簡向紙張轉變的趨勢愈加明顯。製詔的格式◽️，伴隨著書寫材料向紙張的過渡也發生了變化🚘。雖然紙張的詔書中也同樣存在“製可”、“製曰可”，但不再將其露頭書寫🔕。原本需要在上奏文中，追加編綴書有“製曰可”的一支簡🚱🤌🏿，也發生變化🌮。既然作為法規的令是由製詔而來，那麽製詔格式的變化，也就意味著令的法律形式也發生了變化。以及二尺四寸的經書與律典在書寫材料變為紙張後也不復存在，以書寫材料的長度作為經和律權威的象征，可以說已經變得很淡薄了👨🏻🌾。在泰始四年（268）年🧝，新律和新令都用紙張書寫🧏🏽，詔也書寫在紙張上📲。在這一過程中，與用簡牘書寫令的性質已有很大不同。詔的格式🤕、長短、作為文件的形式👂🏿🧑🔧、令的法律形式這些特征構成的要素，已經不再呈現在紙張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