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7日下午👨🏻💼，國家社科項目“突發事件政府應急話語技術與形象修復策略研究”沙龍在閔行沙龍舉行，沙龍由項目負責人傳播學院潘祥輝副教授主持，來自EON4傳播學院及政治學系的老師同學們圍繞鄭永年的著作《技術賦權：中國的互聯網、國家與社會》，聚焦網絡時代的技術賦權展開了熱烈的討論🧑🏿✈️。
《技術賦權：中國的互聯網👩🦰、國家與社會》是新加坡國立大學中國國家政治🧔🏻、社會問題與國際關系專家鄭永年的著作🍶。本書大致探討了以下5個問題：1、為什麽領導人要發展信息技術？2🤵🏽♂️🫱🏽、如何促進信息技術發展的同時保持政治控製🧚🏽♂️？3🧜♂️🙅🏻♀️、互聯網的公民參與如何在中國發生？4🟩、互動戰略與集體行動的成與敗。5👐、基於互聯網的集體行動能否帶來直接的政權變革🪛🛖？鄭永年運用一種歷史的角度，從y一個海外觀察家的視角分析了技術賦權對於中國社會政治的影響💂🏼👩⚕️。
在鄭永年看來，領導人之所以要發展信息技術在於技術民族主義以及尋求政治合法性👄。同時👯♂️，在促進信息技術發展的過程中，領導層試圖建立兩種機製，一個推動信息技術的發展，另一個用以實施政治控製😨，以保持政治控製🍙。在論述中國互聯網的公民參與的方面⇒，鄭永年提出了數字賦權的概念，認為互聯網對民眾進行了賦權，擴大了他們的政治參與。此外，還根據赫希曼的觀點，將網絡行動分為：退出、呼籲與忠誠。在聯系中國的社會現實基礎上，鄭永年提出“呼籲”更容易被互聯網與國家接受。書的最後，鄭永年得出結論，互聯網的集體行動無法帶來直接的政權變革📑，只會促進政治自由化。
在分享完鄭永年的觀點後🏡，與會老師圍繞“技術賦權”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和點評。
最後，潘祥輝對沙龍討論進行了小結，並結合當下網約車新規對“網絡民意”與“公共政策”的關聯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網絡民意與公共政策並沒有必然的聯系🕟。“公共政策缺乏對網絡民意的回應性。網約車讓我們看到了舊製度對新事物的收編，也顯示了互聯網技術的局限性🧛🏿。新技術與舊體製的博弈中兩個東西比較重要🪨：一個是利益，一個是觀念🤦🔀。利益是很難一下子被技術改變的，能夠改變的可能是觀念，互聯網上的民意也許撼動不了利益格局👽，但至少可以改變我們的觀念。這也是我對互聯網能夠改變中國社會的謹慎樂觀的理由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