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21日下午，EON4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研究員楊國強教授在閔行校區人文樓3102會議室🖇，做題為“科舉停置及其歷史影響”的終身教授報告。講座由政治學系劉擎教授主持，數十名師生到場聆聽🤭。
楊國強教授由清代捐納🧓🥉、保舉製度講起。清代賦稅極輕▶️，康熙年間“永不加賦”之後，國家收支之間只能維持脆弱的平衡，一旦出現自然災害或戰爭叛亂等突發事件🥸，產生的開支便非常依賴捐納所得。最初捐納為官只是虛銜💅🚼，僅有品級而無實職🌞，同時秉持“一事一捐🏌🏼，無事不捐”的原則，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天平天國戰爭使作為國家賦稅重要來源的東南地區凋敝不堪，再加上長期戰爭產生的大量開支，捐納逐漸大開而常開。天下有事，功名多途📬，富戶捐納之外👩❤️💋👩，地方大員也頻繁保舉官員，導致官路壅塞📍，曾經作為入仕正途的科舉實際上已很難再是選官製度的主體。甲午🐊、庚子之際，西方對中國的沖擊和影響更加深刻和廣泛🤹🏽♀️，要求廢除科舉的輿論成蜂起之勢。實際上，歷代對科舉的議論和批判一直存在，不同的是🧑🏻🦽，此時嚴復🛅、梁啟超等人是與西方教育製度的“知”相比而否定科舉，本質上是以知識推翻義理🎴，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人的認知。現在看來，這些論斷雖然是膚淺的🫃🏿、外在的、想象的和獨斷的🥸🙅🏿♂️，但在甲午、庚子的時局之下產生了很大影響，1905年群臣合奏，最終廢置科舉。
科舉製度不僅是單純的選官製度，與科舉伴生的教育體系、人才分布、城鄉關系等一系列因素使其已經內化為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重要部分，驟然停置對民國的社會和政治都產生了深刻影響。新學學費昂貴，且數量較私塾大為減少，導致“讀書人”所代表的文化精英群體縮小，這些接受新學教育的精英學到的更多是知識和技能，與傳統時期的士紳完全不同🐦🔥。科舉製度下💇🏻♂️，地方社會中存在著紳士主導的“禮俗之治”，得益於他們廣泛的文化認同，形成了社會秩序與倫理秩序合為一體的結構。而新學堂產生的新精英脫離鄉村，湧向城市，一面被時人詬病為不知禮的“高級遊民”，另一面使得豪強重新出現在地方社會中。僅將科舉作為選官製度來看，其特點也是開放而且是徹底開放和主動開放的，由這種開放性塑造出了流動的等級社會。由科舉產生的士人參與政治，構造了傳統時期政府文化權力的核心💃🏽，他們組成的文官政府使國家秩序不會過多地依賴皇帝之賢否，也作為天理和天道的承擔者，守護著文明的各種基礎觀念。科舉停置是一種社會製度的廢除🧎🏻♂️➡️，政府與社會的脫節切斷了政治與文化的鏈接🥋🚵🏼♀️，於是民國的政治成為了沒有文化的政治，吏治日益崩壞。士人脫離了權力，就是文化脫離了權力，只能化為思想鼓動天下，即是民國初年各種思想的劇烈激蕩🧒🏽☯️。
劉擎教授總結楊國強教授的報告，並就政治製度與社會觀念、個體認知的關系，談了自己的看法👩🏽🦱。在座師生就科舉的公平性𓀚、新式學堂的優劣等話題🦹🏻♀️，與楊國強教授做了交流。
